認知心理學派：理解人類如何思考與學習（Cognitive Psychology）

認知心理學派：理解人類如何思考與學習
在心理學的發展歷程中，**認知心理學（Cognitive Psychology）**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學派。與早期只關注外在行為的行為主義不同，認知心理學更關心的是：人類在接收資訊後，大腦究竟如何進行理解、判斷與思考。

一般而言，認知心理學並不是由某一位學者單獨創立的理論體系，而是在1960年代以後逐漸形成的一個重要研究取向。當時許多心理學家開始反思行為主義過度忽視人類內在心理活動的問題，因此轉而研究人類內在的思考歷程。這一研究方向逐漸發展成為所謂的認知主義（Cognitivism）。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學者包括**弗拉維爾（John Flavell）與奧蘇貝爾（David Ausubel）**等人，他們對於理解人類思考與學習過程提出了重要貢獻。

一、認知心理學的核心主張
認知心理學最重要的研究重點，在於探討人類的認知歷程。所謂認知歷程，指的是人類在面對外界訊息時，大腦所進行的一系列心理活動，例如：注意（Attention）、辨別（Discrimination）、理解（Comprehension）、思考（Thinking）、記憶（Memory）、推理（Reasoning）、問題解決（Problem Solving）

認知心理學家認為，人類並不是被動地接受外界刺激，而是會主動地對訊息進行處理與組織。因此，人類的大腦就像一個「資訊處理系統」，會對外界訊息進行接收、儲存與運用。

基於這樣的觀點，認知心理學也常被稱為**「訊息處理論」（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ory）**。這一理論強調，人類的學習過程其實就像電腦運作一樣，包括：接收訊息（Input）、儲存訊息（Storage）、提取與運用訊息（Output）。透過這樣的訊息處理過程，人類才能逐漸形成知識與理解世界。

二、認知心理學的重要地位
在心理學發展史上，認知心理學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首先，它為人類複雜的思考與理解過程提供了科學化的解釋。過去許多心理活動被認為難以研究，但認知心理學透過實驗研究與理論建構，使這些心理過程得以被系統性地探討。
其次，認知心理學的研究成果也被廣泛應用於許多領域，例如：
1.教育學與學習理論：幫助教師設計更有效的教學方式
2.電腦科學與人工智慧：模擬人類思考模式
3.資訊科技：改進人機互動設計
4.諮商與心理治療：協助理解人類思考與情緒問題
可以說，認知心理學已經成為連結心理學、教育學與科技發展的重要橋樑。

三、S－O－R模式：理解人類行為的關鍵模型
在認知心理學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是S－O－R模式（Stimulus－Organism－Response）。
這個模式包含三個基本要素：
S（Stimulus）刺激：外界所出現的事件或訊息
O（Organism）有機體：個體本身的心理狀態與背景
R（Response）反應：個體對刺激所做出的行為
S－O－R模式的核心觀點是：人類的行為並不是直接由刺激所決定，而是受到個體內在心理狀態的影響。
換句話說，同樣的刺激，不同的人可能會產生完全不同的反應。這是因為每個人的：成長背景、社會經驗、個人價值觀、情緒狀態、生活情境等都不相同。
例如，當一個人聽到別人責罵（刺激 S）時，有的人可能因為情緒激動而暴怒（反應 R）；但另一些人則可能保持冷靜，甚至選擇忽略。這其中的差異，正是由**個體的內在心理歷程（O）**所造成的。
因此，認知心理學提醒我們：理解人類行為時，不能只看外在刺激，更要理解人的內在思考過程。

結語
總體而言，認知心理學為我們提供了一種全新的觀點來理解人類行為。它指出，人類並不是單純受到外界刺激控制的被動存在，而是一個會主動思考、理解與處理訊息的理性個體。

透過研究人類的認知歷程，心理學家不僅能夠更深入理解學習與思考的本質，也能將這些知識應用於教育、科技與社會生活之中。正因如此，認知心理學不僅是心理學的重要學派，更是理解人類智慧與學習能力的一把關鍵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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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性（Publicness）之意涵及政府組織與私人組織之比較

公共性（Publicness）之意涵及政府組織與私人組織之比較

申論題：二、「公共性（publicness）」是政府組織和企業組織間最大的差異，請以實例討論政府組織所面臨的環境因素、組織與環境的互動及組織所扮演的角色等面向說明二者的差異。（25分）

「公共性（publicness）」是區分政府組織與私人企業組織最重要的概念之一。一般而言，政府組織的運作以公共利益為核心，而企業組織則以追求利潤為主要目標。因此，政府與企業在組織環境、組織與環境互動方式，以及組織所扮演的角色上，都呈現出明顯差異。

一、公共性的意義
依張潤書公共性觀點及行政學教材整理，公共性通常包含下列特徵：

首先，政府組織以追求公共利益為主要目標，而非服務特定個人或團體的利益。政府施政必須兼顧整體社會福祉，例如社會福利、公共安全與經濟發展等，而企業則主要關注市場利益與股東報酬。
其次，政府組織必須遵守公平原則，對所有符合條件的人民一體適用，不得任意差別待遇。例如社會保險、教育機會或公共服務，均須依客觀條件提供，而非依顧客購買力區分服務品質。
第三，政府部門在公共服務的生產與提供過程中，競爭機制較為有限。政府往往是某些公共服務的唯一提供者，例如戶政業務、警察服務或司法制度，因此不能完全依市場競爭方式運作。
第四，政府組織受到法律高度規範。政府人員必須依法行政，不能像企業那樣自由決策。法律雖然提供制度穩定性，但也可能使政府在面對快速變動的環境時反應較慢。
第五，政府組織必須依循正式管理程序與行政規範，以避免濫權與腐敗現象。這些制度雖能確保公正性，但也可能降低行政效率。
第六，政府組織特別強調正當程序與依法行政。政府在做出任何決策或處分時，必須符合法定程序，例如公告、審議與聽證等制度。
最後，政府資訊通常必須公開透明並接受全民監督。政府預算、政策與施政成果都必須接受議會與人民監督，而企業則通常可以保留商業機密。

由上述特徵可知，公共性使政府組織在運作上必須兼顧公平、合法與透明，而不僅是效率與利潤。

二、政府組織與私人組織之差異
（一）組織所面臨的環境因素
政府組織與私人組織最大的差異之一，在於其所面臨的環境因素不同。政府組織必須同時回應多元利害關係人的需求，包括立法機關、利益團體、媒體、專業團體以及一般民眾等。政策制定往往需要在不同利益之間取得平衡。

例如在推動全民健保改革時，政府必須同時考慮立法委員的政治立場、醫療機構的經營需求、藥商利益、病患權益以及弱勢族群的需求，決策過程複雜且耗時。

相對而言，私人企業主要面對市場環境，其決策重點在於消費者需求與成本效益。例如華碩電腦在開發新產品時，主要依據市場調查與銷售預測決定產品方向，並向股東負責，其決策過程較為集中而明確。

因此，政府組織的環境具有高度政治性與多元性，而私人組織的環境則以市場競爭為主軸。

（二）組織與環境的互動方式
政府組織在與環境互動時，通常受到法律與政治制度的限制，因此決策程序較為複雜且速度較慢。政策改變往往需要經過立法機關審議、行政程序以及社會溝通等過程。

例如政府若要推動公務員考績制度改革，必須先研擬法案，再經立法院審議通過，並與公務人員團體協商，最後才能正式實施，因此制度改革往往需耗費多年時間。

相較之下，私人企業可以迅速回應市場變化。例如華碩電腦可以依市場需求迅速調整產品設計或生產數量，以提升競爭力。

因此，政府組織具有穩定但較缺乏彈性的特性，而私人組織則具有高度彈性與快速反應能力。

（三）組織所扮演的角色
政府組織與私人組織在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亦不相同。

政府組織不僅是公共服務的提供者，也是社會秩序的維持者與市場失靈的矯正者。政府必須提供許多無法由市場有效供給的公共財，例如義務教育、公共衛生、國防安全、基礎建設與環境保護等。

此外，政府還必須透過政策調整市場運作所產生的外部性問題，例如污染管制或社會福利制度。

相反地，私人組織的主要角色是創造利潤並提供商品或服務。例如華碩電腦的主要任務是透過資訊產品銷售取得利潤，而不需負責社會整體福祉。

因此可以說，政府組織具有公共服務與社會調節的雙重角色，而私人組織則主要扮演經濟生產者角色。

三、結論
綜合而言，「公共性」是政府組織最重要的特徵。政府組織必須以公共利益為目標，遵守法律規範，維持公平原則並接受社會監督，因此在決策與運作上往往較為複雜與保守。
相較之下，私人組織以市場競爭與利潤追求為導向，具有較高效率與彈性。
因此可以簡要地說：
1.政府組織重公共利益與合法性，私人組織重市場效率與利潤。
2.這正是公共性概念所揭示的政府與企業組織之根本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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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性就是政府組織以公共利益與依法行政為核心，決策須兼顧公平與監督；而私人組織則以市場效率與利潤為導向，決策較具彈性與速度。

administration-59 行政學導論第59講：衝突的定義、要素及其意涵

衝突的定義、要素及其意涵

一、前言：衝突是人類互動中的常見現象
在個人生活、組織運作與社會互動中，「衝突」是一種非常普遍的現象。只要有人群存在，只要彼此之間有互動、有立場、有目標，就很難完全避免衝突。 因此，理解衝突的本質，不僅有助於我們掌握人際互動的真實面貌，也有助於行政管理、組織協調與社會秩序的維持。換言之，衝突不是少數特殊情況，而是社會生活中經常出現的一種常態。

二、衝突定義多元：反映不同學科的觀點
首先，就衝突的定義而言，不同學者因研究背景不同，對衝突的理解也各有側重。
有些學者從社會學角度觀察，強調人與人、團體與團體之間的對立關係；有些則從政治學或經濟學角度切入，強調目標、利益與資源分配所引發的競爭。
這說明了衝突並不是單一層面的概念，而是一種兼具心理、社會、政治與組織意義的互動現象。

三、Ranney 的觀點：衝突源於目標與利益的競逐
政治學者 Austin Ranney 認為，衝突乃是人們為追求不同目標並滿足相對利益而形成的一種鬥爭形式。這個說法點出了衝突最核心的根源，也就是「目標不同」與「利益相對」。換句話說，當雙方都希望達成自己想要的結果，而這些結果彼此之間無法完全相容時，衝突便可能產生。

這種觀點的優點，在於它直接指出衝突的生成原因：人們不是無緣無故起爭執，而是在追求自身目標與利益時，與他人發生了碰撞。因此，若要理解衝突的本質，不能只看表面的爭吵或對立，更要看到背後的目標差異與利益競逐。

四、龍冠海的觀點：衝突是一種敵對態度與行為的表現
社會學者龍冠海在《社會學》中指出，衝突是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人或團體之間所發生的直接且公開的鬥爭，並表現出敵對的態度或行為。這一定義除了指出衝突涉及多方互動之外，也特別強調衝突具有外顯性，也就是會透過態度或行動表現出來。

例如，語言上的攻擊、立場上的對抗、資源上的爭奪，甚至制度上的對立，都是衝突的具體呈現。不過，若從現實情況來看，衝突其實不一定都是直接且公開的。有些衝突可能是隱性的、間接的，表面上看似平靜，實際上卻暗潮洶湧，例如冷漠排擠、消極抵制、彼此防備等，這些也都是廣義的衝突現象。

五、衝突發生的層次：從個人到團體都可能出現
綜合上述學者觀點，可以發現衝突並不侷限於單一層次，它可以發生在個人與個人之間，例如同事因工作分配不均而產生摩擦；也可以發生在個人與團體之間，例如學生對學校制度感到不滿；更可以發生在團體與團體之間，例如部門之間因預算、權責或政策方向不同而形成對立。

由此可知，衝突不是偶發或特殊的現象，而是廣泛存在於各種人際與組織關係之中。也正因為衝突的發生範圍很廣，所以在行政學與組織管理中，衝突一直是重要的研究議題。

六、衝突的第一項要素：必須存在敵對雙方
若進一步分析，衝突通常包含四項基本要素。
第一，是敵對者。衝突必定有彼此對立的雙方或多方，不論是個人還是團體，都可以成為衝突的主體。若只是單方面的抱怨、情緒或行動，而沒有形成相對應的對立關係，那麼嚴格來說，尚不能稱為完整的衝突。

也就是說，衝突的成立必須有一個重要前提，就是「有對象存在」。沒有對立雙方，就難以構成真正意義上的衝突。

七、衝突的第二項要素：具有競爭或鬥爭性
第二，是競爭或鬥爭。衝突並不只是意見不同而已，而是雙方在某些議題上進一步進入競爭、對抗或拉鋸的狀態。這種競爭可能是明顯的，也可能是隱微的；可能是言語上的，也可能是制度上的；但不論形式如何，衝突本質上都帶有某種敵對性。

因此，衝突常被視為合作的相對概念。當彼此能夠協調合作時，衝突通常較不容易發生；但當合作基礎瓦解、競爭意識升高時，衝突便會逐漸浮現。

八、衝突的第三項要素：目標或利益的差異
第三，是目標或利益。這是衝突產生的根本原因。若雙方在目標上完全一致，或利益上沒有衝突，那麼即使偶爾出現摩擦，也不容易演變成真正的衝突。相反地，只要資源有限、立場不同、期待不同，衝突便可能因而產生。

例如，同一筆經費，兩個部門都希望優先取得；同一個職位，多人都想競爭；同一項政策，不同群體卻有不同需求，這些都是典型的衝突來源。由此可見，衝突往往不是來自個人情緒本身，而是來自更深層的利益分配與目標差異。

九、衝突的第四項要素：建立在交互行為之上
第四，是交互行為。衝突不是憑空出現的，而是在互動中形成的。人與人之間若沒有接觸、沒有溝通、沒有行動上的往來，就很難產生真正意義上的衝突。因此，衝突其實是一種互動結果，而不是孤立存在的現象。

也正因為衝突來自互動，所以它不一定全然是負面的。若能透過適當的溝通與管理，衝突反而可能成為釐清問題、促進改革、推動調整的重要契機。從這個角度看，衝突並非完全應被消除，而是應被理解與妥善處理。

十、結論：理解衝突，才能有效面對衝突
總結來說，衝突乃是人們在互動過程中，因目標或利益不同，而形成的一種敵對性競爭或鬥爭現象。它可以存在於個人、團體與組織之間，並包含敵對者、競爭鬥爭、目標利益差異與交互行為等四項要素。

對行政學與組織管理而言，理解衝突並不是為了逃避衝突，而是為了更成熟地面對衝突、分析衝突，進而有效處理衝突。因為唯有正確認識衝突，才能將對立轉化為協調，將摩擦轉化為改進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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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35 法學概要導論第35講：推定

推定：法律在證據不足時的理性判斷機制

一、前言：為何法律需要推定制度
在法律適用的過程中，理想狀態是法官能夠根據充分而明確的證據，直接判斷事實是否存在。
然而，現實中的案件往往並非如此單純。許多重要事實，可能因時間久遠、證據散失、當事人隱匿，或事件本身難以直接證明，而無法被完整還原。
若法律堅持必須有百分之百明確的證據，才能作成判斷，將使許多爭議無法解決，甚至使法律秩序陷入停滯。正因如此，法律發展出一項重要制度，也就是推定。

二、推定的意義：由已知事實推論未知事實
所謂推定，是指對某一特定事實的存在或不存在，因欠缺明顯證據，而依據另一已知事實，運用經驗法則或法律規範，推論未知事實的一種法律技術。簡單來說，推定就是：當真相暫時無法直接證明時，法律先根據已經可以確認的事實，暫時作出一個合理判斷。

因此，推定並不是毫無根據的猜測，也不是隨意想像，而是一種建立在既有事實基礎上的法律推論。它的本質，是法律面對證據不足時，所採取的一種理性而務實的判斷方法。

三、推定的功能：降低證明困難並維持法律運作
推定制度之所以重要，在於它能有效降低證明上的困難，使法律得以順利運作。因為在很多案件中，若要求當事人提出最直接、最完整的證據，實務上不但困難，甚至常常根本做不到。若沒有推定制度，許多案件將卡在事實無法完全證明的階段，而無法獲得裁判。

因此，推定具有明顯的制度功能。它一方面能減輕當事人的舉證負擔，另一方面也能提升法院處理案件的效率，避免訴訟程序因事實難以查清而長期拖延。更重要的是，它使法律在不確定的情況下，仍然可以提供一個暫時且具有秩序性的判斷基準。

四、具體例子：婚生子女推定的法律意義
推定制度在民法中的代表性例子，就是婚生子女推定。依照民法第1063條第1項的精神，妻子在婚姻關係存續中受胎，並在婚姻關係存續中生育子女者，法律原則上推定該子女為婚生子女。

這項規定的意義，不只是單純認定血緣問題而已，更重要的是維護家庭關係的安定、子女身分的明確，以及整體社會秩序的穩定。因為若每一名在婚姻中出生的子女，都必須先經過嚴格證明才能確認其法律身分，將導致家庭關係陷入高度不安定狀態，也會使子女權益受到影響。

五、案例說明：推定如何在實際生活中運作
例如，甲與乙為夫妻，在婚姻關係存續期間內，乙生下丁。此時，法律即先推定丁為甲與乙之婚生子女。這裡可以清楚看出推定的操作方式：法律所掌握的已知事實是「乙在婚姻關係存續中受胎並生子」，而法律進一步推論出的未知事實，則是「丁為甲與乙的婚生子女」。

這種作法的目的，在於先提供一個明確的法律判斷，讓子女身分、親權關係及相關權利義務可以立即獲得法律上的定位，而不必一開始就陷入無止境的爭執之中。

六、推定不是絕對真實：可以用反證推翻
然而，必須特別強調的是，推定並不等於絕對真實。它只是法律在證據不足時，所建立的一種暫時性判斷。因此，多數推定並非不可動搖，而是容許當事人提出相反證據加以推翻，這在法理上稱為反證。

換句話說，法律雖然先作出某種推論，但若後來有足夠證據證明該推論與事實不符，原有的推定便可以被打破。由此可見，推定制度不是封閉的，也不是僵化的，它本身就保留了追求真實的空間。

七、否認之訴：推翻婚生子女推定的法律途徑
仍以前述例子來說，若事實上丁並非甲之親生子女，只是法律一開始依婚姻關係而作成婚生推定，則甲、乙或其他依法有權主張之人，便可透過法定程序，提出證據證明該推定不符合真實情況，並進一步提起否認之訴，以排除原本的法律效果。

這也說明，推定並非最終真相，而是法律在起點上的一種制度安排。它先穩定法律關係，但同時也允許在有充分證據時，透過正式程序加以修正。

八、推定的三大功能：效率、安定與舉證分配
從法理角度來看，推定至少具有三

項重要功能。
第一，是減輕舉證負擔。
當某些事實極難直接證明時，推定可以使當事人不必從零開始，而能先依法律取得一個有利的出發點。
第二，是提升裁判效率。
法院不必在每一個案件中，都花費極高成本去追索幾乎不可能取得的直接證據，從而促進訴訟經濟。
第三，是維護法律安定性。
尤其在身分、家庭、財產等法律關係中，若法律無法提供一套可預測、可操作的判斷基準，人民將無所適從，社會秩序也可能因此受到影響。

九、制度界線：推定雖重要，但不能取代真相
不過，推定制度雖然十分實用，卻也必須謹慎適用。若推定所依據的基礎事實本身不穩固，或法律過度依賴推定而忽略具體個案真相，便可能造成形式上看似合理，實質上卻偏離真實與正義的結果。

因此，推定制度真正的精神，不是以簡化取代真相，而是在真相尚未完全顯現之前，先建立一個符合法律理性與社會經驗的暫時判斷，並保留被推翻的可能。這種設計，正體現了法律在效率與真實之間所追求的平衡。

十、結論：推定是法律面對不確定性的理性工具
總結而言，推定是法律在證據不足情境下的重要制度設計。它透過「由已知推未知」的方法，使案件即使面對事實不明，仍能獲得初步且合理的法律判斷。以婚生子女推定為例，更可清楚看出推定不只是技術問題，更與家庭秩序、身分安定及社會信賴密切相關。

因此，理解推定，不應只停留在條文背誦，而應掌握其背後的法理精神：法律不是在沒有證據時盲目猜測，而是在不確定中，建立一種可以被檢驗、也可以被推翻的理性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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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與非營利組織在公共治理中的競爭與合作關係

政府與非營利組織在公共治理中的競爭與合作關係

【申論題】一、在公共服務的供給和輸送上，政府與非營利組織各有其優劣，試論述此兩大部門在公共治理運作上具有何種競爭與合作的關係？（25分）

一、前言：由政府統治走向多元治理的轉型
隨著福利國家發展與公共問題日益複雜，傳統由政府單一提供公共服務的模式已逐漸轉型為多元參與的「公共治理（governance）」體系。在此架構下，政府與非營利組織（Nonprofit Organizations, NPOs）共同參與公共服務的供給與輸送，形成既競爭又合作的關係。因此，探討兩者的制度特性與互動型態，乃理解現代公共治理運作之關鍵。

二、政府與非營利組織之制度意涵與功能比較
（一）政府之意涵與功能
依Austin Ranney之觀點，政府係在特定領域內擁有合法強制力之政治體系，其功能可歸納如下：
1.利益表達（interest articulation）：透過選舉、遊說、民調等制度化管道，反映民意需求。
2.利益整合（interest aggregation）：將多元利益轉化為公共政策，並在法律架構下平衡衝突。
3.強制與協調（coercion & coordination）：結合法律制裁與政策協商，確保政策執行。
政府的核心優勢在於「合法性＋資源整合＋強制力」，能確保公共利益之最終實現。

（二）非營利組織之意涵與特性
依Thomas Wolf之界定，非營利組織係依法成立、以公共服務為宗旨且不分配盈餘之組織，其特性包括：
1.公益使命導向
2.不以利潤分配為目的
3.組織運作具彈性
4.享有租稅優惠與社會信任

此外，非營利組織在公共服務中之角色包括：
1.政策倡議與參與（policy advocacy）
2.市場與政府監督（accountability watchdog）
3.殘補功能（residual function）
4.創新與實驗（innovation agent）
5.公私協力橋梁（collaborative intermediary）
非營利組織的優勢在於「彈性＋貼近需求＋創新能力」，可補政府之不足。

三、政府與非營利組織之競爭與合作關係
依Adil Najam提出之「政府—非營利組織關係模型」，可從「目標一致性」與「手段偏好」兩構面分析，區分為四種類型：
（一）合作（Cooperation）
當政府與非營利組織在目標與手段上皆具有一致性時，雙方即基於共同價值與理念，攜手提供公共服務。
例如，政府與慈善機構共同推動社會救助措施，以回應弱勢族群之需求。
（二）互補（Complementarity）
當政府與非營利組織在目標上具有一致性，但在達成目標的手段上有所差異時，雙方即形成分工合作的互補關係。一般而言，政府主要負責提供資源與制度支持，而非營利組織則負責實際執行與服務輸送。
此種模式為現代公共治理中最具代表性的型態，亦即所謂的「公私協力（PPP）」。
（三）吸納（Co-optation）
當政府與非營利組織在手段上相似，但目標上存在差異時，雙方會在互動過程中試圖影響彼此的方向與行動。
例如，政府可能透過補助或資源分配，引導非營利組織的發展方向；相對地，非營利組織亦可能透過倡議或參與政策過程，對政府決策產生影響。
（四）對抗（Confrontation）
當政府與非營利組織在目標與手段上皆存在差異時，雙方即可能形成對立與衝突關係。
例如，環保團體可能因反對開發政策，而對政府發起抗議或社會運動，以表達其立場與訴求。

政府與非營利組織兩者關係非線性，而是隨議題、資源與權力結構而動態轉換。

四、競合關係之整體評析
（一）競爭面向
1.爭取資源分配，如補助與預算等。
2.爭奪公共服務之主導權。
3.爭取對公共政策之影響力。
（二）合作面向
1.提升公共服務之輸送效率。
2.強化解決社會問題之能力。
3.增進政策回應性（responsiveness）。
（三）治理趨勢
現代公共行政已由「政府（government）」導向「治理（governance）」，其核心在於強調多元主體之協力運作，主要表現在：
1.強化跨部門合作（cross-sector collaboration）。
2.發展網絡治理（network governance）。
3.推動公私協力（PPP）。
政府與非營利組織之關係，本質上為「競爭中合作、合作中競爭」的動態治理結構。

五、結論
綜上所述，政府與非營利組織在公共服務供給中各具制度優勢：政府提供合法性與資源整合能力，非營利組織則補充彈性與創新能量。
兩者關係可依情境呈現合作、互補、吸納或對抗之不同型態。未來公共治理之關鍵，在於透過制度設計與協力機制，促進兩者優勢整合，以提升公共服務品質並實現最大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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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講選自112年地方特考 行政學
政府掌資源與制度、NPO重彈性與創新；兩者在目標與手段交錯下，形成「以互補為主、競合並存」的公共治理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