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知學派對知識類型之區分及其在 AI 時代的教育意義

認知學派對知識類型之區分及其在 AI 時代的教育意義

【申論題】二、認知學派將知識的學習結果分為二大類，分別為敘述性（declarative）知識與程序性（procedural）知識，請分別描述其意義及範例，並評述在人工智慧時代，這二者知識的需要性。（25 分）

一、前言：學習成果並非只有「記住知識」
認知心理學派（Cognitive Psychology）認為，學習不只是外在行為的改變，更重要的是個體內在知識結構與訊息處理能力的形成。
學者安德森（Anderson）在「思考適應控制理論」（Adaptive Control of Thought, ACT）中，將知識區分為敘述性知識（Declarative Knowledge）與程序性知識（Procedural Knowledge）。前者偏重「知道是什麼」，後者偏重「知道如何做」。
二者相輔相成，共同構成完整的學習成果。尤其在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快速發展的時代，教育更應重新思考兩類知識的地位與重要性。

二、敘述性知識：理解事實、概念與原理的基礎
所謂敘述性知識，又稱陳述性知識，是指個體能以語言、符號或文字明確表達出來的知識，主要回答「是什麼」（know-what）的問題。此類知識通常包括事實、概念、命題、原理與規則，是人類理解世界與進行思考判斷的基礎。

從記憶類型來看，敘述性知識可包括語意記憶（Semantic Memory）與情節記憶（Episodic Memory）。語意記憶是對一般概念、事實與知識的理解，例如「台灣位於西太平洋」；情節記憶則與個人生活經驗有關，例如記得自己某次考試失利後調整讀書方法的經驗。

在學校教育中，敘述性知識常見於各學科的基本概念與命題。例如學生能說明「勾股定理」的公式，知道直角三角形中兩股平方和等於斜邊平方；或能指出台灣屬於亞熱帶氣候，並說明其地理原因。這些知識雖然看似偏向記憶，但它們是進一步推理、應用與批判思考的基礎。

三、程序性知識：將知識轉化為實際操作能力
程序性知識是指個體能將所學知識運用於實際行動中的能力，主要回答「如何做」（know-how）的問題。它強調技能、步驟、方法與操作歷程，通常透過反覆練習、回饋修正與情境應用而逐漸形成。

程序性知識的特點在於，一旦熟練後，常會以自動化方式表現，並不一定能完全用語言清楚說明。例如一個人會騎腳踏車、會打字、會解數學題，不代表他能完整說出每一個細部動作或認知步驟。這顯示程序性知識具有「做中學」與「熟能生巧」的特色。

在教育情境中，學生若只是背誦勾股定理公式，仍屬於敘述性知識；但若能在題目中判斷何時使用公式，並實際計算直角三角形邊長，便進入程序性知識的層次。又如學生理解化學反應原理是敘述性知識，但能依照實驗步驟安全操作器材、觀察反應並記錄結果，則屬於程序性知識。

四、二者關係：由「知道」走向「會做」
敘述性知識與程序性知識並非對立，而是相互依存。敘述性知識提供學習者理解事物的概念架構，程序性知識則使學習者能將知識轉化為實際能力。換言之，前者是「知其然」，後者是「能行其然」。

若只有敘述性知識，學習容易停留在背誦與紙上談兵；若缺乏敘述性知識，程序操作則可能流於機械模仿，無法理解背後原理。因此，良好的教學應使學生先建立基本概念，再透過練習、問題解決與情境應用，逐步把知識內化為可操作的能力。

此外，認知心理學亦重視條件性知識（Conditional Knowledge），即「何時、為何、在何種情境下使用某種知識」的判斷能力。它可視為連結敘述性知識與程序性知識的重要橋梁，使學習者不只知道知識內容，也知道如何選擇、調整與運用知識。

五、AI 時代對敘述性知識的衝擊與再定位
在 AI 時代，大型語言模型（Large Language Model）如 ChatGPT，已能快速搜尋、整理並生成大量敘述性知識。這使得單純背誦事實與概念的教育價值相對下降。過去學生必須記住大量資料，今日則可透過 AI 快速取得資訊。

然而，這並不代表敘述性知識不再重要。相反地，若學習者完全沒有基本知識架構，就難以判斷 AI 生成內容是否正確、是否片面，甚至可能被錯誤資訊誤導。因此，AI 時代的敘述性知識應從「大量記憶」轉向「核心理解」，亦即學生仍須掌握各學科的基本概念、重要原理與判斷標準，才能有效提問、篩選與評估 AI 所提供的資訊。

因此，敘述性知識在 AI 時代的角色，是作為判斷資訊品質與進行後設認知（Metacognition）的基礎。學生不必與 AI 比拼記憶量，而應具備辨識、理解與批判資訊的能力。

六、AI 時代更凸顯程序性知識的重要性
相較於敘述性知識，程序性知識在 AI 時代更難被完全取代。AI 雖能提供答案、範例與建議，但真實生活中的問題解決、實驗操作、溝通協調、創意思考與情境判斷，仍需要人類親自實踐與修正。

例如，AI 可以說明如何寫申論題，但學生仍須透過實際練習，才能掌握審題、架構、論述與時間分配；AI 可以提供化學實驗步驟，但學生仍須在實驗室中學會操作器材、觀察變化與處理突發狀況。這些能力都不是單靠閱讀資訊即可形成，而必須透過「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累積經驗。

因此，未來教育應更重視程序性知識的培養，包括問題解決能力、實作能力、跨領域應用能力與創造性表現。學生不只是要會查資料，更要會使用資料；不只是要會得到答案，更要能解釋、驗證並應用答案。

七、結論：AI 時代教育應培養「能與 AI 協作」的學習者
綜合而言，認知學派將知識分為敘述性知識與程序性知識，有助於我們理解學習成果的不同層次。敘述性知識重在理解事實、概念與原理，是認知學習的基礎；程序性知識重在實際操作與應用，是知識轉化為能力的關鍵。二者相互補充，不可偏廢。

在 AI 時代，教育不能只要求學生背誦知識，也不能完全放棄基礎知識。正確方向應是：以敘述性知識建立理解與判斷的基礎，以程序性知識培養實踐與解決問題的能力，並透過條件性知識強化「何時使用、如何使用、為何使用」的判斷。如此，學生才能從單純接受知識的人，轉變為能批判、能應用、能與 AI 協作的自主學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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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的研究與生態的研究

比較的研究與生態的研究

一、前言：比較行政研究的興起
行政學研究行政制度時，除了可以從「縱向時間」觀察制度的歷史演變，也可以從「橫向空間」比較不同國家的行政制度。前者重視行政制度如何發展，後者則重視不同國家制度之間的異同。所謂比較的研究，就是將各國行政制度加以對照，分析其優點與缺點，並作為本國行政改革的參考。

二、比較的研究：從各國制度差異中尋求借鏡
早期比較行政研究，多以「國家」作為比較單位。例如，可以比較美國與英國的文官制度，也可以比較法國與德國的行政體制，藉此了解不同國家在行政組織、文官任用、制度設計與行政效率上的差異。

此類研究的重要代表，包括懷特所著的《各國文官制度》（Civil Service Abroad），以及賽芬所編的《比較行政研究》（Toward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這種研究方式的貢獻，在於突破單一國家的研究限制，使行政學者能從其他國家的制度經驗中尋找可供學習與改進之處。

然而，這種單純以國家為單位的比較，也有其限制。因為不同國家的行政制度，往往受到各自歷史傳統、社會制度、地理環境、教育文化、生活習慣與民族性格的影響。
換言之，一項制度在美國有效，未必適合泰國；一種行政方法在中國可行，也不一定能在菲律賓成功推行。因此，如果只從制度表面進行比較，而忽略背後的社會環境，便容易得到片面甚至錯誤的結論。

三、生態的研究：從環境脈絡理解行政制度
由於傳統比較研究存在上述限制，後來的行政學者開始提出生態的研究觀點。所謂生態研究，是指研究行政制度時，不能只看行政機關本身，而應將行政制度放在整個社會環境中觀察。

行政制度就像生物一樣，會受到周遭環境影響。不同的歷史、文化、經濟、社會與政治條件，會形成不同型態的行政制度。因此，生態研究不再只是問：「哪一國制度比較好？」而是進一步追問：「這項制度為何會在該國形成？它是否適合該國的社會條件？」

這種觀點使比較行政研究更加深入。它提醒我們，行政制度並沒有絕對的優劣，關鍵在於制度是否能與其所處環境相互配合。若一國在推動行政改革時，只是照抄其他國家的制度，而未考慮本國的社會條件與文化背景，往往難以成功。

四、雷格斯的行政模式：生態行政學的代表
在生態行政學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雷格斯（Fred W. Riggs）。他認為，比較行政不應只是國家與國家的直接比較，而應先從不同社會中歸納出若干行政模式，再以相同或相近模式的國家作比較，這樣才能得到較有意義的結論。

雷格斯在《比較行政模式》（Toward a Typology of Comparative Administration）一書中，提出三種行政模式：
第一，農業型（agraria），主要指傳統農業社會的行政型態。此類社會分工不明顯，行政制度常與政治、宗教、家族或地方勢力混合在一起。
第二，工業型（industria），主要指高度工業化與現代化社會的行政型態。此類社會分工明確，行政組織專業化程度高，制度運作較為理性與成熟。
第三，中間型（transitia），則介於農業型與工業型之間，代表由傳統走向現代化過程中的過渡社會。這類社會雖然已有現代行政制度，但傳統因素仍然存在，因此容易出現新舊制度並存的現象。

五、鎔合、繞射與稜柱模式：行政制度的三種型態
雷格斯後來又進一步提出更著名的三種模式，即鎔合模式、繞射模式與稜柱模式。
首先，鎔合模式主要存在於低度開發國家或傳統社會。在這類社會中，政治、行政、經濟、宗教與家族功能常常混合在一起，缺乏明確的專業分工。因此，行政制度呈現鎔合性，組織功能不清楚，行政運作也較依賴傳統關係與非正式規範。

其次，繞射模式主要存在於高度開發國家或現代社會。在這類社會中，知識與技術高度專業化，行政組織也有明確分工。各機關各司其職，行政功能清楚，制度運作較有效率。因此，繞射模式代表一種成熟、分化且專業的行政體系。

最後，稜柱模式則存在於半開發或發展中國家。這類社會介於傳統與現代之間，雖然表面上已有現代化的行政組織與制度，但實際運作中仍受傳統文化、人情關係、政治勢力或地方習慣影響。因此，稜柱模式常呈現「形式現代化、實質傳統化」的特徵，也是雷格斯理論中最具代表性的部分。

六、學術意義：比較行政研究的新方向
雷格斯的生態行政學，為比較行政研究開闢了新的道路。早期比較研究較重視制度表面的差異，例如文官制度、行政組織或法規設計；而生態研究則進一步強調，制度背後的社會環境才是理解行政運作的關鍵。

因此，行政制度不能單純用「先進」或「落後」來判斷，也不能認為某一國的成功制度可以直接移植到另一國。真正重要的是，必須分析該制度是否符合本國的政治文化、社會結構、經濟發展與人民生活習慣。
這種觀點對發展中國家的行政改革尤其重要，因為許多發展中國家雖然引進西方制度，但若缺乏相應的社會條件，制度往往只停留在形式上，難以發揮實際效果。

七、結論：從制度比較走向環境分析
總而言之，比較的研究強調從不同國家行政制度的比較中，分析其異同與優劣，並尋求行政改革的參考；而生態的研究則進一步指出，行政制度必須放在其所處的整體環境中理解。

前者擴大了行政學的國際視野，後者則深化了比較行政的分析層次。尤其雷格斯的理論，使我們了解行政制度並非孤立存在，而是與社會、文化、經濟與政治環境密切相關。因此，研究行政不應只看制度本身，更應理解制度背後的環境基礎。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掌握比較行政研究的核心精神，也才能為行政改革提供更切合實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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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68 企業管理導論第68：行銷導向部門計劃法之意涵與運作

行銷導向部門計劃法之意涵與運作

一、前言：企業規劃須由市場需求出發
企業經營的核心目的，在於滿足顧客需求、創造銷售成果，並進一步獲取利潤。因此，企業在進行規劃時，不能只從內部生產能力或財務限制出發，而應先掌握市場需求，再決定各部門應如何配合。

所謂「行銷導向部門計劃法（Marketing-Oriented Departmental Planning）」，即是以市場與銷售目標作為企業規劃的起點，由行銷部門率先設定具體銷售目標，再帶動生產、研究發展、人事與財務等部門進行配套規劃。其精神在於使企業各部門目標相互配合，形成一致的行動方向，以達成企業整體目標。

二、核心概念：目標與手段的連結
行銷導向部門計劃法的理論基礎，可從「目的—手段關係（Ends-Means Relationship）」加以理解。

總經理所設定的企業整體目標，例如銷售額、利潤、市場占有率、產品線數目等，屬於企業追求的「目的（Ends）」。而各部門所設定的部門目標，則是達成企業目標的「手段（Means）」。

換言之，部門經理不能只追求本部門績效，而必須思考自己的部門目標是否有助於完成企業總目標。若各部門各自為政，即使形式上都有目標，仍可能因彼此不配合而無法達成整體績效。因此，部門目標必須具備先後順序與相互協調性。

三、行銷導向部門計劃法的運作程序
（一）行銷部門先設定銷售目標
在行銷導向計劃法中，行銷部門通常是規劃的起點。行銷部門依據總經理所設定的企業目標，進一步將銷售目標具體化，例如依產品項目、產品式樣、顧客類型、銷售地區、訂單來源、季節或月份，設定明確的銷售配額。
同時，行銷部門還需提出具體的行動方案（Action Programs），作為其他部門配合的依據。這表示企業不是先決定「我能生產什麼」，而是先確認「市場需要什麼」。

（二）生產部門依銷售目標安排生產
銷售目標確定後，生產部門即可據此設定生產目標，包括成品生產數量、原物料需求、採購目標、設備擴充、維修安排與人力需求等。
其目的在於確保企業能準時、足量且有效率地供應市場需求，避免生產過剩造成庫存壓力，也避免生產不足導致市場機會流失。

（三）研究發展部門配合產品改良與創新
研究發展部門（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Department, R&D）則依據銷售目標與生產目標，進一步設定產品改良、製程改善、品質提升與新產品開發等目標。
此一安排可使研發活動不再只是單純技術導向，而是能回應市場需求，使產品設計與技術創新更符合顧客期待，進而提升企業競爭力。

（四）人事部門提供人力支援
人事部門（Human Resources Department）則依據行銷、生產與研發等部門的需求，設定人力發展目標及相關行動方案，例如招募、訓練、人才培育、工作分配與組織調整。
企業若有良好市場機會，卻缺乏足夠且適任的人力，仍無法有效執行策略。因此，人事規劃是行銷導向計劃中不可或缺的支援系統。

（五）財務部門統整資金與預算
最後，財務部門（Finance Department）必須彙整各部門目標與行動方案所需的經費，編製預估資產負債表（Projected Balance Sheet）、預估損益表（Projected Income Statement）、預估現金流量表（Projected Cash Flow Statement）及資金運用計畫。

財務部門的角色並非單純限制各部門活動，而是透過資金規劃與財務管理，支援企業整體目標的完成。

四、行銷導向計劃法的優點
（一）符合市場需求
行銷導向計劃法以顧客需求與市場變化為出發點，較能避免企業閉門造車，降低產品與市場脫節的風險。
（二）強化部門協調
由於各部門皆以銷售目標為基礎進行規劃，因此能使行銷、生產、研發、人事與財務形成相互配合的整體系統，避免各部門各行其是。
（三）提高資源運用效率
企業先確認市場需求，再安排生產、研發與財務資源，可降低庫存浪費、資金閒置與人力錯置的問題。
（四）提升競爭優勢
在競爭激烈、顧客導向明顯的市場環境中，行銷導向計劃法能使企業快速回應市場，進而強化長期競爭力。

五、與其他部門導向計劃法之比較
若以不同部門作為規劃起點，可分為行銷導向、生產導向與財務導向三種。
生產導向計劃法強調企業內部生產能力，容易形成「生產什麼就賣什麼」的思維；財務導向計劃法則以資金限制為核心，雖較保守穩健，但可能因過度重視財務安全而錯失市場機會。

相較之下，行銷導向計劃法以市場需求為核心，較能掌握顧客變化與競爭趨勢，因此在現代企業管理中較具適應性與成功可能性。

六、結論：由市場帶動企業整合
綜上所述，行銷導向部門計劃法是一種以市場需求為起點、以銷售目標為核心、並透過各部門協調完成企業整體目標的管理方式。其運作邏輯是先由行銷部門設定銷售目標與行動方案，再帶動生產、研發、人事與財務等部門進行配套規劃。

此一方法的重要性在於，它將企業各部門的目標整合於共同方向之下，使部門目標成為達成企業目標的手段。面對競爭激烈與顧客需求快速變動的環境，企業唯有以市場為導向，才能有效配置資源、提升組織協調能力，並建立長期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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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行政機關推動電子化政府政策之評估（Electronic Government, E-Government）

A 行政機關推動電子化政府政策之評估

【申論題】三、A 行政機關將推動「電子化政府」政策作為未來 3 年工作重點。請問上級機關應採行那些作為，才能評估 A 機關是否確實能落實該政策目標？（25 分）

一、前言：電子化政府的意義
電子化政府（Electronic Government, E-Government）是現代政府提升行政效能與公共服務品質的重要政策。它並不只是將紙本作業改為線上作業，而是運用資訊與通訊科技（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使政府服務更快速、透明、便利，並強化政府與人民之間的互動。 因此，上級機關若要評估 A 行政機關能否在未來三年內落實電子化政府政策，應從政策願景、可行性分析與績效指標三方面加以判斷。

二、政策願景：是否有明確推動方向
首先，應確認 A 機關是否具有明確的政策願景（Vision）。電子化政府的核心目標，在於提升行政效率、改善民眾服務、促進資訊公開，以及強化政府決策品質。
若 A 機關只是形式上配合政策，缺乏具體目標與推動方向，則容易流於口號；反之，若能明確規劃三年內要完成哪些線上申辦服務、改善哪些行政流程、提升多少民眾滿意度，則表示該政策具有實際推動基礎。

三、政治與技術可行性：是否有支持與能力
其次，應進行政策可行性分析（Feasibility Analysis）。
第一，政治可行性（Political Feasibility），即行政首長與民意機關是否支持。電子化政府通常需要預算、人力與組織調整，若首長缺乏決心，或民意機關不支持經費，政策便難以推動。

第二，技術可行性（Technical Feasibility），應檢視該機關是否具備足夠資訊能力，包括網路系統、資料庫建置、資訊安全（Information Security）與隱私保護（Privacy Protection）。尤其電子化政府涉及大量民眾個人資料，若無法保障資安與隱私，將削弱民眾信任。

四、行政與經濟可行性：是否能執行並負擔成本
第三，行政可行性（Administrative Feasibility），也就是機關本身的組織能力是否足以支持政策。電子化政府不是資訊部門單獨完成的工作，而是整個機關行政流程再造（Business Process Reengineering, BPR）的工程。因此，應評估其組織層級、人力規模、跨部門協調能力與員工接受度。若基層人員抗拒改變，或各單位各自為政，政策便難以落實。

第四，經濟可行性（Economic Feasibility），應評估是否有足夠經費建置網路設備、資訊系統、教育訓練與後續維護。電子化政府雖然前期成本較高，但若能長期降低行政成本、縮短處理時間、提升服務效率，便具有投資價值。

五、法律與時間可行性：是否有制度依據與完成期限
第五，法律可行性（Legal Feasibility），應檢視上級機關是否已有相關推動計畫、法令依據與標準規範。例如個人資料保護、電子簽章、資料開放與資訊安全等法制是否完備，皆會影響政策執行。若法制基礎明確，A 機關即可依循推動，也能降低執行風險。

第六，時間可行性（Time Feasibility），因本題設定為三年內完成，因此必須評估目標是否過度理想，並採取分階段策略。例如第一年建置基礎系統，第二年擴大線上服務，第三年進行系統整合與績效檢討，如此較能提高成功機率。

六、績效指標：以具體數據衡量成果
最後，為避免政策評估流於主觀，還應建立績效指標（Performance Indicators）。可參考網路整備指標（Network Readiness Index, NRI），從網路使用程度、資訊能力、網路政策、網路社會與網路經濟等面向評估。

例如：線上申辦比例是否提高、民眾等待時間是否縮短、資料開放程度是否增加、資安事件是否降低、民眾滿意度是否提升。這些指標不僅可作為上級機關評估政策成果的依據，也可作為執行人員獎懲與後續改善的標準。

七、結論：不能只看設備，而要看整體執行能力
綜合而言，A 行政機關能否成功推動電子化政府，不能只看是否購買設備或建立網站，而應看其是否具備明確願景、充分資源、行政配合、技術能力、法制基礎與可衡量的績效標準。唯有將政策目標與執行條件相互配合，並透過具體指標定期檢討，才能判斷 A 機關是否真正具備在三年內落實電子化政府政策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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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CD 學習指南 2030》之主要架構與我國未來教育發展方向

《OECD 學習指南 2030》之主要架構與我國未來教育發展方向

【申論題】三、「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在《經合組織 2030 年教育與技能未來展望》（OECD Future of Education and Skills 2030）與《OECD 學習指南 2030》（OECD Learning Compass 2030）中，提出協助各國教育體系為未來社會挑戰做好準備的方向與策略。請詳述《OECD 學習指南 2030》的學生學習與能力發展之主要架構與核心內涵（包括其總體願景、指南的比喻、相互關聯的要素與循環等），並提出我國未來教育發展方向？（25 分）

一、前言：未來教育重點在培養面對不確定性的能力
面對全球化、科技快速變遷、氣候危機與社會不確定性增加，教育的任務已不只是傳授知識，而是要培養學生面對未來、解決問題、參與社會並創造共同福祉的能力。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在《OECD 學習指南 2030》中，提出未來教育的重要方向，強調學生應具備自主學習、負責行動與終身發展的能力。其核心內涵可從總體願景、指南比喻、核心要素與學習循環加以說明，並可作為我國未來教育改革的重要參考。

二、總體願景：以幸福與共同福祉為教育目的
首先，《OECD 學習指南 2030》以「幸福」（well-being）作為教育的最終目標。此處所謂幸福，並不只是個人的升學成功、職業成就或生活滿意，更包括個人與社會整體的共同福祉（collective well-being）。換言之，教育不應只培養會考試的人，也要培養能關心他人、參與社會並改善世界的人。

因此，OECD 特別強調學生的「能動性」（agency）。能動性是指學生能主動設定目標、選擇行動、做出判斷並承擔結果。學生不應只是被動接受知識，而應成為能主動學習、反思與行動的學習者。這也表示，未來教育的重點在於培養學生在不確定環境中仍能自主判斷、負責選擇並持續成長的能力。

三、指南比喻：學生應成為能自主導航的學習者
其次，OECD 以「學習指南針」（Learning Compass）作為重要比喻，象徵學生面對未來社會時所需的方向感與導航能力。指南針的意義在於，學生不是被教師、家長或制度單方面帶領前進，而是要逐漸學會判斷自己的方向。

在此架構下，教師、家長與社會並非單純的指揮者，而是學生學習旅程中的「同行者」與「支持者」。他們的角色是提供資源、引導思考、創造學習環境，協助學生發展自我決定與解決問題的能力。因此，未來教育不能只要求學生記憶標準答案，而應重視學生在真實情境中的判斷力、反思力與行動力。

四、核心要素：知識、技能、態度與價值觀的整合
再次，《OECD 學習指南 2030》指出，學生未來所需的核心基礎包括知識（knowledge）、技能（skills）、態度與價值觀（attitudes and values）。這三者並非彼此分離，而是相互結合，共同形成學生面對未來挑戰的能力。

知識使學生理解世界，技能使學生能處理問題，態度與價值觀則引導學生做出負責任的選擇。例如，學生即使具備科技知識與數位技能，若缺乏倫理意識與社會責任，仍可能無法正確運用科技。因此，未來教育應避免只重視知識灌輸，而應培養學生兼具理解力、實作力與價值判斷力的整體素養。

五、學習循環：透過「預期—行動—反思」培養轉型素養
OECD 進一步提出「預期—行動—反思」循環（anticipation-action-reflection cycle）。所謂「預期」，是指學生在行動前能思考可能結果；「行動」是指學生能實際採取解決問題的作為；「反思」則是檢討行動成效，修正未來方向。透過此一循環，學生能在不斷學習與修正中提升能力。

此循環有助於培養學生的「轉型素養」（transformative competencies）。其主要包括三項：
第一，創造新價值（creating new value），即能提出新想法並解決新問題；
第二，調解緊張局勢與困境（reconciling tensions and dilemmas），即能在不同價值與利益衝突中尋求平衡；
第三，承擔責任（taking responsibility），即能對自己的選擇、行動及其社會影響負責。這些能力正是未來公民面對複雜社會時不可或缺的核心素養。

六、我國方向一：推動創新教學與跨域課程
根據上述理念，我國未來教育首先應推動創新教學與跨域課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已強調「核心素養」，未來應進一步深化素養導向教學，減少單純記憶與片段知識學習，增加問題導向學習（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專題探究、服務學習、數位學習與跨領域課程。

例如，可將環境永續、人工智慧、公共議題、國際理解與地方創生等真實問題納入課程，使學生在實際情境中學會整合知識、分析問題並提出解決方案。如此才能使學生不只知道「答案是什麼」，更能理解「問題如何形成」以及「應如何面對」。

七、我國方向二：強化學生能動性與責任意識
其次，我國教育應強化學生的能動性與責任意識。學校應提供更多學生自主選擇、參與決策與實際行動的機會，例如自主學習計畫、社團參與、社區服務、公共議題討論、國際交流與專題研究等。

透過這些學習活動，學生不只是完成教師指定的作業，而是學會提出問題、規劃目標、與他人合作、執行行動並承擔結果。這有助於學生從「被動學習者」轉變為「主動創造者」，也符合 OECD 所強調的 agency 精神。未來教育若能培養學生主動參與社會、關心公共事務，便能提升學生的民主素養與全球公民意識。

八、我國方向三：建立多元而彈性的學習評量制度
第三，我國應建立多元而彈性的學習評量制度。若教育目標是培養未來能力，評量方式就不能只依賴標準化考試與紙筆測驗。未來應發展更多元的評量方式，例如學習歷程檔案、專題成果、口頭報告、合作任務、實作表現、反思札記與社會參與成果等。

這些評量方式能更完整呈現學生的創造力、合作力、問題解決力、反思能力與社會責任感。換言之，評量不應只是用來排名與篩選學生，而應成為促進學習、看見成長與引導改進的重要工具。如此才能真正落實素養導向教育，避免教育改革最後仍回到分數競爭。

九、結論：培養能自主導航、創造價值的未來公民
總之，《OECD 學習指南 2030》提醒我們，未來教育的核心不只是「教會學生多少知識」，而是「培養學生如何面對未來」。其重點在於以幸福與共同福祉為目標，以學生能動性為核心，並透過知識、技能、態度與價值觀的整合，以及「預期—行動—反思」循環，培養學生的轉型素養。

我國未來教育若能持續推動創新教學與跨域課程，強化學生自主學習與責任意識，並建立多元彈性的評量制度，便能使學生在快速變遷與高度不確定的時代中，具備自主導航、終身學習、解決問題與創造社會價值的能力。這不僅是教育改革的方向，也是培養未來公民的重要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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