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形心理學派（Gestalt Psychology）：從整體理解人類知覺

完形心理學派（Gestalt Psychology）：從整體理解人類知覺
一、完形心理學的起源與基本概念
在心理學發展史中，**完形心理學派（Gestalt Psychology）**是一個具有重要轉折意義的理論學派。該學派於1912年由德國心理學家 Max Wertheimer（魏泰默） 所創立，之後由 Kurt Koffka 與 Wolfgang Köhler 等學者共同發展，使其逐漸成為心理學重要的理論體系之一。

「Gestalt」一詞源自德文，意指整體的形態或結構。這一概念強調，人類在理解世界時，並不是將事物拆解為零碎部分後再重新組合，而是傾向以整體的方式直接知覺與理解事物。因此，完形心理學的核心觀點在於：心理現象應該以整體結構來理解，而非僅分析其個別元素。

二、核心主張：整體大於部分之和
完形心理學最著名的命題是：「部分之和不等於整體，整體大於部分之總和。」

這句話的意思是，當各個部分組合成一個整體時，整體會產生新的特性與意義，而這些特性並不能單純從個別部分中推論出來。

例如，當我們看到一張人臉時，人們通常不是先辨識眼睛、鼻子與嘴巴，再將它們拼湊成一張臉，而是直接知覺到「一張臉」的整體形象。這說明人類的知覺活動具有強烈的整體性。

因此，完形心理學主張，人類知覺並不是被動接受刺激，而是主動對外界資訊進行組織與整合，形成有結構、有意義的整體。

三、知覺的心理組織：刺激如何形成整體
在完形心理學的觀點中，外在世界的刺激往往是分散且零碎的。然而，當這些刺激透過感覺器官進入人類意識時，大腦會自動進行心理組織（psychological organization）。

換句話說，人類心智具有一種自然的傾向，會將零散的刺激重新排列並整合為有意義的結構。這種組織過程使得人類能迅速理解複雜環境，也使知覺具有秩序與規律。

正因如此，完形心理學在知覺研究領域做出了極大的貢獻，並為後來的認知心理學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它提醒心理學研究者，在理解人類心理時，不能只關注單一刺激或反應，而必須觀察整體知覺結構。

四、勒溫的場域理論與行為公式
完形心理學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Kurt Lewin（勒溫），將完形的整體觀念進一步應用於行為研究，並提出著名的場域理論（Field Theory）。

Lewin認為，人類行為不能像機械運作般單純以「刺激—反應」來解釋，而必須理解個體與環境之間的動態互動關係。因此，他提出了心理學中極具代表性的公式：B = f (P × E)

這個公式的意義是：
.B（Behavior）：行為
2.P（Person）：個體特質
3.E（Environment）：環境因素
4.f（function）：函數關係
其核心思想是：人的行為，是個體與環境交互作用的結果。

換言之，同樣的環境下，不同的人可能會產生不同的行為；而同一個人，在不同環境中也可能做出不同反應。因此，人類行為具有高度的情境性與複雜性，並不能簡單地用單一因素來解釋。

五、完形心理學的歷史地位與影響
完形心理學的出現，使心理學研究從單純分析心理元素，轉向理解心理結構與整體組織。這一轉變對心理學發展具有重要影響。

首先，在知覺研究方面，完形心理學提出整體知覺與心理組織的概念，使研究者更重視人類如何理解與詮釋環境資訊。

其次，在認知心理學的發展上，完形心理學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基礎，使後來的研究更加關注思考、問題解決與資訊處理等心理過程。

此外，其整體觀點也被廣泛應用於教育、設計、藝術、組織管理與社會心理學等領域。

六、結論：以整體觀點理解人類心理
綜合而言，完形心理學最重要的貢獻，在於提出一種新的心理學研究視角：理解人類心理現象時，必須從整體結構與關係出發，而非僅分析零散部分。

人類並不是被動接受刺激的存在，而是會主動組織與詮釋外界資訊的主體。透過這種整體觀點，我們才能更完整地理解人類的知覺、思考與行為。

因此，完形心理學不僅改變了心理學研究方向，也為現代心理學與認知科學的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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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減敏法及其在COVID-19疫情焦慮調適中的應用

系統減敏法及其在COVID-19疫情焦慮調適中的應用

申論題：一、請說明什麼是系統減敏法（systematicdesensitization）及其作用為何？如何以此方法因應當前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的衝擊？（25分）

系統減敏法（Systematic Desensitization）是由心理學家 Joseph Wolpe（1961） 所提出的一種行為治療技術，主要用來降低個體的焦慮與恐懼反應。其基本原理建立在古典制約學習理論之上，強調透過放鬆反應取代焦慮反應。當一個原本會引發恐懼的刺激，與放鬆狀態反覆配對時，個體逐漸會對該刺激產生較少的焦慮反應，甚至能夠以平靜心態面對。換言之，系統減敏法是一種透過「重新學習」來改變情緒反應的心理治療方法。

一.系統減敏法的核心概念
焦慮與放鬆無法同時存在。因此，只要個體能在面對恐懼情境時保持放鬆，焦慮反應便會逐漸減弱。治療過程通常採取循序漸進的方式，讓個體由低焦慮情境逐步過渡到高焦慮情境，使其逐漸建立心理適應能力。

二.系統減敏法三個主要步驟。
首先是放鬆訓練。
治療者會教導個體學習肌肉放鬆或深呼吸等技巧，其中以漸進式肌肉放鬆法最為常見。個體透過反覆練習，能夠清楚感受身體由緊張轉為放鬆的變化，並逐漸學會主動控制身體的緊張程度。

第二個步驟是建立焦慮階層表。
治療者會協助個體列出一系列會引起焦慮的情境，並依焦慮程度由低到高排列。例如，有些人可能對搭乘大眾運輸工具感到焦慮，那麼單獨外出可能屬於低焦慮情境，而在尖峰時間搭車則可能屬於高焦慮情境。透過這種階層排列，可以讓治療過程有清楚的進行順序。

第三個步驟是逐步減敏程序。
在這個階段中，個體先進入放鬆狀態，再從焦慮階層表中最低焦慮的情境開始想像或實際接觸。當個體能在該情境中保持放鬆後，才進入下一個較高焦慮的情境，如此逐步進行，直到最強烈的焦慮情境也不再引起明顯焦慮為止。若要達到良好效果，個體通常需要在日常生活中持續練習放鬆技巧與想像情境，以鞏固學習成果。

三.COVID-19疫情焦慮調適中的應用
在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期間，許多人因擔心感染風險而產生明顯焦慮，甚至影響日常生活。
例如，有些人會因為外出購物或接觸他人而感到緊張不安。這種焦慮若未適當調適，可能進一步擴大成對社交活動或公共場所的恐懼。因此，系統減敏法可以作為一種有效的心理調適方法。

首先，可以將疫情相關的焦慮情境列入焦慮階層表中，例如：閱讀疫情新聞、短時間外出購物、搭乘交通工具、進入人潮較多的場所等。個體可以先從最不緊張的情境開始練習放鬆，例如在家閱讀疫情資訊時保持身體放鬆，逐漸適應與疫情相關的刺激。

其次，可以透過日常放鬆練習來建立穩定的身心狀態。例如每天早晨或睡前進行約15至20分鐘的肌肉放鬆練習，觀察身體由緊張轉為放鬆的感覺。當個體熟悉放鬆技巧後，即可在面對疫情相關情境時主動運用，以減少焦慮反應。

最後，可以採取循序漸進的實際接觸方式。例如先練習戴口罩在住家附近短時間散步，並保持放鬆狀態；待適應後再逐漸嘗試到超市購物，最後再進入人較多的公共場所。透過這種逐步適應的過程，個體會發現自己能夠控制焦慮，進而恢復正常生活。

四.結論
總而言之，系統減敏法是一種建立在學習原理上的科學方法，能夠有效降低焦慮與恐懼反應。在COVID-19疫情所帶來的心理壓力下，透過放鬆訓練、焦慮階層建立與逐步減敏程序的實施，個體可以逐漸克服疫情焦慮，重新建立安全感與生活信心。因此，系統減敏法不僅具有臨床治療價值，也是一種適合一般人自我調適的重要心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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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講選自111年高考 心理學
系統減敏法是Wolpe提出，以放鬆訓練配合焦慮階層，循序漸進面對恐懼情境，使放鬆反應取代焦慮反應的方法。

administration-56 行政學導論第56講：團體與組織的動態面

團體與組織的動態面

一、前言：研究組織，不能只看制度結構
行政學若僅從法令制度、權責劃分、層級結構與工作程序等正式面向加以研究，固然可以掌握組織運作的外在架構，然而這樣的理解仍屬不足。因為組織並非只是由規章制度所拼湊而成的靜態機械體，而是由「人」所構成、並透過持續互動而運作的動態社會系統。
故現代行政學除了重視正式組織結構外，亦愈來愈重視成員的心理需求、人際互動、非正式關係及團體行為，這便是所謂「團體與組織的動態面」。

二、團體的意義：不只是人群聚集，而是互動關係的形成
所謂團體，並非只是若干個人的單純集合，而是成員彼此之間具有交互行為、相互注意與共同認知的一種社會單位。換言之，判斷是否構成真正的團體，重點不在於有多少人，也不在於是否同時出現在同一空間，而在於成員間是否存在穩定而持續的互動關係，以及對彼此身分與團體歸屬的認知。

因此，排隊買票的人群、搭乘公車的乘客，雖然也是一群人聚集，但因彼此缺乏穩定互動與共同認同，通常不能視為真正的團體；相反地，家庭、工作小組、辦公室同仁等，由於成員彼此之間具有面對面的接觸、角色互動與情感聯繫，才算是真正具有社會意義的團體。尤其在組織研究中，最值得重視的是各種具有實際互動關係的「小團體」。

三、團體的重要性：團體是組織運作不可忽略的基礎
團體在組織中之所以重要，乃在於它具有多方面的功能。
首先，團體能賦予個人在組織中的地位與角色。個人並不是孤立地存在於組織中，而是透過與其他成員的互動，逐漸確認自己在組織中的位置與功能。

其次，團體能滿足個人的心理與社會需求。人在團體之中，往往可以獲得歸屬感、安全感、被尊重感與被接納感，而這些感受都會進一步強化其工作意願與責任感。換言之，團體不只是工作分工的單位，更是一種能夠激發成員動機的重要力量。

再次，團體能整合個別成員的行動。組織目標通常無法由單一個人獨立完成，而必須透過成員間的分工合作、相互協調與共同努力，方能形成整體成果。故組織績效並非只是個人能力的加總，更是團體整合與協調的結果。

四、小團體的作用：連結個人與組織的中介橋梁
在組織內部，小團體具有特別重要的地位。因為對大多數成員而言，整個組織往往過於龐大且抽象，真正能直接接觸、感受與參與的，往往是自己所屬的工作團隊、部門或小組。因此，個人對組織的印象與態度，常常不是先來自整體制度，而是先來自自己所在的小團體。

此外，正式組織固然有明確的制度設計與編制分工，但在實際運作中，成員之間也常會自然形成各種非正式小團體。這些非正式團體雖未必載明於法規制度之中，卻往往深刻影響組織的氣氛、士氣、合作模式、資訊流動與工作效率。因此，若管理者只重視正式結構，而忽略非正式小團體的存在與作用，便難以真正掌握組織運作的全貌。

五、溝通的地位：團體生命力的核心來源
團體之所以能形成、維持並發揮功能，有賴於成員之間持續的溝通。所謂溝通，不僅限於口語交談，也包括文字、表情、手勢等一切能促進彼此理解與協調的方式。透過溝通，成員得以交換資訊、表達意見、建立共識、增進情感，並逐步形成共同價值與行動方向。

若一個團體缺乏有效溝通，則成員之間雖然表面上同屬一體，實際上卻可能只是彼此分離的個體集合，難以產生真正的合作與整合效果。故可言，溝通不僅是團體形成的必要條件，也是組織動態得以持續運作的基礎。

六、團體對個人與績效的影響：工作表現不只受制度左右
個人的工作表現，固然會受到薪資待遇、設備條件、制度設計等物質因素影響，但除此之外，也深受團體氣氛、同儕關係、角色定位與合作程度等社會因素左右。
一個處於支持性高、互信良好、互助合作的小團體中的成員，通常較容易產生投入感與責任感，其工作效率亦較可能提升。
反之，若團體內部充滿疏離、對立與不信任，即使制度再周密，也可能導致士氣低落與績效不彰。

由此可知，組織中的社會與心理因素，並非附屬問題，而是與技術、制度同樣重要的核心因素。也正因如此，團體研究在行政學與組織理論中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七、衡量團體運作的兩項關鍵：附著力與目標融匯力
若欲進一步評估團體在組織中的運作成效，則可從兩種力量加以觀察。
（一）附著力或同一性
所謂附著力，係指成員彼此之間的吸引、凝聚與團結程度。當成員彼此信任、互相支持、願意合作時，團體附著力便較強；反之，若彼此排斥、缺乏信任，則附著力便較弱。
（二）對組織目標的融匯力
所謂融匯力，係指成員是否真正理解、接受並內化組織目標。若成員不只是表面服從，而是從內心認同組織目標，則團體較能朝正確方向一致行動。

這兩種力量的高低，會形成不同的組織狀態。
1.若附著力高，且目標融匯力亦高，則成員既團結又方向正確，為最理想狀態。
2.反之，若附著力高，但目標融匯力低，則雖然成員彼此合作密切，卻可能共同朝錯誤方向前進，形成反功能的協調行為。
3.若目標認同高而凝聚力不足，則容易出現方向正確卻執行不協調的情形；
4.至於兩者皆低者，則為最差狀態。
由此可見，管理者不僅要促進團體凝聚，更要引導團體朝向正確目標發展。

八、對現代管理的啟示：重視人的因素與非正式組織
團體動態理論對現代管理最大的貢獻，在於它突破了傳統只重視制度、命令與程序的思維，提醒我們：組織本質上不只是技術系統，更是一套心理與社會系統。過去談提升效率，往往偏重工作簡化、自動化及專業分工；然而現代管理則進一步指出，人的情感、尊嚴、互動、認同與小團體關係，也會深刻影響組織效能。

尤其在大型組織中，若只強調機械式控制，而忽略成員的心理需求與團體互動，便容易造成人員疏離、缺乏投入感，甚至出現形式上有制度、實質上無活力的現象。故現代管理者應兼顧正式制度與非正式組織，並善用團體力量來提升合作、士氣與整體績效。

九、結論：理解組織，必須從「人」與「互動」出發
綜上所述，團體與組織的動態面說明了一項重要事實：組織之所以能運作，並不只是因為有制度存在，更是因為成員之間持續發生互動、溝通、合作與認同。團體，尤其是小團體，不僅是個人與組織之間的橋梁，也是影響士氣、合作、績效與組織功能的關鍵力量。

因此，管理者若欲使組織真正有效達成目標，便不能只著眼於形式上的結構安排，而應同時重視人的心理需求、團體凝聚力、溝通過程及目標認同。唯有兼顧制度面與動態面，方能真正掌握組織運作的實質，並提升行政管理的效果與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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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32 法學概要導論第32講：法律的分類--固有法與繼受法

法律的分類--固有法與繼受法

一、前言：從法律來源認識法律
在法律學中，如果依照法律資料的來源來分類，可以把法律分成兩種：固有法與繼受法。這種分類看起來很基礎，但其實非常重要，因為它幫助我們理解：一個國家的法律，究竟是從自己社會的文化與習慣中發展出來，還是從外國法制中吸收而來。
換句話說，這不只是法律分類問題，更涉及法律背後的歷史背景與文化根源。

二、固有法：源自本國文化的法律
所謂固有法，是指根據本國原有的社會組織、人情、風俗與生活習慣所形成的法律。這類法律的特徵，是它的內容來自本國社會本身，能反映一國固有的價值觀與秩序觀念。
例如我國古代的《唐律》與《明律》，一般就被視為固有法的代表。因為這些法律並不是模仿外國而來，而是配合當時本國社會需要逐步形成的。

三、繼受法：吸收外國制度的法律
與固有法相對的，是繼受法。繼受法是指一國在立法時，參考、模仿、吸收，甚至直接移植外國法律制度所形成的法律。這類法律的重點，不在於是不是由本國立法機關通過，而在於它的內容主要受到外國法影響。
以我國現代民法為例，便主要繼受德國民法；日本民法也深受德國法影響；土耳其甚至曾大量移植瑞士民法。由此可見，繼受法是國家為了建立現代法制而採取的重要方法。

四、為何現代國家多採繼受法
從世界法律發展來看，古代各文明原本都有自己的法律體系，例如巴比倫法系、希臘法系、埃及法系與中華法系。不過，隨著近代化與國際交流的發展，現代各國法律大多已帶有繼受法的色彩，主要繼受大陸法系或英美法系。
原因很簡單：
第一，可以借重他國成熟的立法經驗；
第二，可以更快速建立現代化法制；
第三，可以讓本國法律更容易與國際社會接軌。
因此，繼受法其實是一種兼具效率與現實考量的制度選擇。

五、判斷關鍵：看內容來源，不看制定機關
在學習這個概念時，最容易混淆的一點是：很多人以為只要是本國立法院制定的法律，就是固有法。其實這是錯的。判斷固有法或繼受法，真正的關鍵在於法律內容從哪裡來。如果主要來自本國文化、風俗與習慣，就是固有法；如果主要參考或仿效外國法律，就是繼受法。
也就是說，即使是本國立法院通過的法律，只要它是參考外國立法例制定的，仍然屬於繼受法。

六、繼受法不等於國際法
另外，還要特別注意：繼受法不等於國際法。繼受法雖然可能受到外國法或國際規範影響，但只要經過本國立法程序納入本國法體系，它仍然是國內法。
例如我國為了落實國際公約而制定施行法，從來源來說具有繼受性，但從法律效力來說，仍屬我國國內法。這一點在考試中很常出現，必須特別分清楚。

七、結語：法律也是文化與歷史的產物
總而言之，固有法與繼受法的區分，讓我們知道法律並不是孤立存在的條文，而是歷史、文化與制度選擇的結果。固有法代表本國文化自然形成的法律成果；繼受法則代表國家主動吸收外來制度、推動現代化的表現。兩者沒有絕對高低，而是各有其形成背景與功能。真正理解這個概念，不只是為了應付考試，更是為了看懂法律背後的社會與時代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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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創生的意義、政策背景與實踐方向

地方創生的意義、政策背景與實踐方向

一、地方創生的提出背景：從日本經驗談起
「地方創生」這個概念，最早是由日本提出的。當時日本面臨的主要問題，是東京人口過度集中，而地方地區卻持續出現人口流失與偏鄉衰退的現象。為了解決這些問題，日本政府推動了一系列相關政策，希望讓人口、產業與資源能重新流向地方，進一步帶動地方的復甦與發展。這樣的思維，後來也對臺灣的政策形成產生了重要影響。

二、臺灣推動地方創生的時代意義
對臺灣而言，地方創生不只是地方建設計畫，也不只是觀光行銷或農產品包裝，而是國家因應少子女化、高齡化、城鄉差距擴大與青年外流等問題所提出的整體治理策略。行政院成立「地方創生會報」，並將2019年定為臺灣地方創生元年，顯示地方創生已成為提升國家韌性與促進均衡發展的重要政策。

三、地方創生的核心精神：以人為本的地方治理
從本質上看，地方創生的核心精神就是「以人為本」。
這表示地方發展不能只重視硬體建設，更要思考一個地方是否能讓人願意留下來生活，讓年輕人看見未來，讓長者安心在地老化，也讓返鄉者找到工作或創業機會。
因此，地方創生要追求的，不只是經濟成長，而是讓人與地方重新建立連結，使地方重新成為可以安居、樂業、認同與傳承的生活場域。

四、政策推動的制度基礎：國家戰略與部會協力
2019年行政院核定「地方創生國家戰略計畫」後，政府開始推動中央部會與地方政府合作，鼓勵各縣市盤點自身條件與地方特色，提出符合在地需求的創生方案。
這其中最重要的觀念，就是地方創生不能套用單一模式，而必須強調「因地制宜」。因為每個地方都有不同的自然環境、人文特色、產業基礎與生活方式，所以真正有效的地方創生，必須從地方本身的條件出發，而不是複製其他地方的成功經驗。

五、地方創生的實踐重點：重新發現地方的價值
地方創生的關鍵，在於重新發現地方的價值。
這種價值，可能來自傳統產業的轉型，例如結合設計、品牌與數位行銷，提升農業、漁業與工藝的附加價值；也可能來自地方文化的再詮釋，例如透過老街、聚落、飲食、節慶、信仰與歷史故事，展現地方獨特的文化魅力。
更重要的是，地方創生不能只停留在賣產品或發展觀光，而應進一步建立完整的在地生態系，串連生產、加工、行銷、體驗、教育與服務，帶動地方整體發展。

六、地方創生的政策架構：整合地、產、人的發展資源
從政策角度來看，國發會推動的「設計翻轉、地方創生」計畫，是希望協助地方政府從「地、產、人」三個面向重新整合資源。
其中，「地」是空間與環境，「產」是產業與經濟，「人」則是居民、人才與社群。
也就是說，地方創生不只是改造建築或舉辦活動，而是要同時思考空間活化、產業升級與人才留任或回流。只有三者相互配合，地方創生才能成為長期且可持續的地方發展機制。

七、地方創生的深層意義：翻轉集中化的發展思維
地方創生更深層的意義，在於改變國家的發展模式。
過去的發展邏輯，多半強調都市化、集中化與規模化，認為資源集中在大城市最有效率。然而，這樣的思維雖然帶來經濟成長，也造成地方邊緣化，形成「大城市越來越擠，小地方越來越空」的失衡現象。
因此，地方創生提醒我們，健全的國家發展不應只依靠少數都會區，而應讓各地都能找到自己的定位，形成多中心、互補且具韌性的發展格局。

八、地方創生的最終目標：重建地方的希望與未來
因此，地方創生不只是經濟政策，更是一種結合社會、文化與治理的整體政策。它要解決的，不只是地方人口流失與產業不足的問題，更是地方失去希望、認同與未來感的困境。當地方能讓居民感到驕傲，讓青年願意返鄉，讓長者安心生活，也吸引外地人走進來、留下來，這才是真正的創生。

九、結論：讓每個地方成為最好的自己
總結來說，地方創生不是要讓每個地方都變成大都市，而是要讓每個地方都能成為最好的自己。它強調從在地出發、以人為核心，活化地方資源，重建地方社群，促進人口回流與產業發展，進一步實現國土均衡與社會永續。對今日的臺灣而言，地方創生不只是政策選項，更是回應人口變遷與區域失衡的重要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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