間接研究法與直接研究法之比較

間接研究法與直接研究法之比較

一、前言：行政研究方法影響行政知識的品質
行政學是研究政府組織、行政行為與公共問題解決的學問。研究方法是否適當，會直接影響研究結果是否真實、客觀與可行。
早期行政學者多採取間接研究法，主要從既有文獻與資料中了解行政問題；但近代行政學則更重視直接研究法，強調研究者應親自進入實際行政情境，取得第一手資料。
兩者各有功能，但若要真正掌握行政現象，直接研究法更能貼近事實，也較能提出切合實際的改革方案。

二、間接研究法的意義與優點
所謂間接研究法，是指研究者不直接進入研究現場，而是透過既有資料來分析行政問題。例如閱讀他人所寫的書籍、論文、報告、新聞資料、統計數據、法令規章與歷史文獻等。換言之，研究者主要是從「第二手資料」中了解問題。

此種方法的優點在於資料取得較為方便，可以節省時間、人力與成本。對於研究初期而言，間接研究法有助於研究者掌握問題背景、了解相關理論，並建立基本的分析架構。因此，間接研究法並非毫無價值，而是行政研究中重要的基礎工作。

三、間接研究法的限制：容易閉門造車
然而，間接研究法也有明顯缺點。由於研究者並未親自接觸實際情境，只是埋首於既有資料之中，所以容易受到前人觀點或資料內容的限制。若原始資料本身已經過時、不完整，甚至帶有偏見，研究者的結論也可能跟著失真。

因此，間接研究法容易產生「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的問題。表面上看似掌握許多知識，但實際上可能並不了解行政現場真正發生的情況。若研究者只依賴書面資料，就可能提出不合實際的政策建議，形成「閉門造車」的缺失。

四、直接研究法的意義與特色
相對於間接研究法，直接研究法強調研究者必須親自進入所要研究的實際場域，透過觀察、訪談、問卷調查、實習、參與或田野研究等方式，取得第一手資料。

例如，要研究台灣農村問題，就不能只坐在書房中閱讀農業報告，而應深入農村，訪問農民，觀察農村生活，甚至在農村生活一段時間，與農民共同作息。如此才能真正了解農民的需求、困境、生活條件與地方行政執行的實際情況。

五、直接研究法的價值：掌握真相，改善政策
直接研究法最大的價值，在於能夠掌握行政問題的真實面貌。行政現象往往非常複雜，許多問題不是紙面資料能完全呈現的。例如政策為何執行困難、民眾為何不願配合、基層公務員面臨哪些壓力，這些都需要透過實地接觸才能深入了解。

因此，直接研究法較能避免空泛理論，也較能提出實際可行的改革方案。因為研究者所得到的是來自現場的真實經驗，而不是單純依賴他人整理過的資料。行政改革若能以真實情況為基礎，自然較能符合民眾需求，也較容易被實務機關接受。

六、角色扮演與實習：直接研究法的延伸
此外，現代行政學中常見的角色扮演法，也具有直接研究法的精神。所謂角色扮演，是指讓學生或研究者模擬特定行政角色，例如行政首長、承辦人員、民眾、利益團體代表或議會監督者等，藉此理解行政決策過程中的衝突、協調與責任。

美國許多大學的行政學課程，也常安排學生進行情境模擬，甚至派往政府機關實習。這種方式可以使學生不只是學習課本上的行政理論，更能親身體會行政運作中的壓力、限制與人際互動，對行政實務的理解更為深刻。

七、結論：兩者應相互配合，但現代行政更重視直接研究
綜合而言，間接研究法重視文獻與既有資料，適合用來建立研究基礎；直接研究法則重視實地觀察與親身參與，較能掌握行政問題的真實情況。兩者並非完全對立，而是可以相互補充。

不過，行政學是一門重視實務應用的學科，若研究者只依賴間接資料，容易流於空泛與不切實際。因此，現代行政研究應更加重視直接研究法，並在必要時輔以間接研究法。如此才能使行政研究既有理論基礎，又能貼近現實，進而提出真正可行且有效的行政改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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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70 企業管理導論第70：生產目標及其衍生目標之設定

生產目標及其衍生目標之設定

一、前言：企業計畫須由銷售目標逐層轉化
企業經營活動並非各部門各自為政，而是以市場需求為起點，逐步轉化為具體可執行的管理目標。一般而言，企業先依市場預測與銷售目標（Sales Objective）決定未來銷售量，再由銷售目標推導出生產目標（Production Objective），進而形成採購目標（Purchasing Objective）、設備目標（Equipment Objective）、人力目標（Labor Objective）及預算目標（Budget Objective）。
因此，生產目標在企業計畫體系中具有承上啟下的功能，是連結行銷、製造、採購與財務管理的重要樞紐。

二、核心概念：生產目標須以銷售目標為基礎
生產部門設定年度生產目標時，不能單純依主觀判斷或既有產能決定，而應根據行銷部門所提出的年度銷售目標，再配合存貨政策（Inventory Policy）加以調整。若企業期初與期末存貨水準維持不變，則生產目標原則上等於銷售目標；若存貨水準有所增減，則生產量必須相應調整。

其基本公式為：
生產目標＝銷售目標±存貨變動量

例如企業希望降低存貨水準時，可利用既有庫存滿足部分市場需求，因此生產目標應低於銷售目標；反之，若企業欲提高存貨水準，以因應未來需求或避免缺貨，則生產目標應高於銷售目標。
由此可知，生產目標並非銷售目標的機械性複製，而是銷售需求與庫存政策共同作用下的結果。

三、設定方式：應按產品、地區與工廠分別規劃
在實務上，企業通常同時生產多種產品，並供應不同地區與不同類型顧客。因此，生產目標的設定不宜只停留在總量層次，而應進一步分解為各產品、各品牌、各等級、各地區及各工廠的目標。
例如高級品、中級品與低級品的需求量不同，所需原料與產能亦不同，若僅以總量表示，將難以作為現場生產與資源配置的依據。

此外，生產目標宜採「實體單位」作為衡量標準，例如件、台、箱或單位數，而不宜單純以金額表示。因價格容易受市場波動影響，若以金額作為生產目標，可能無法真實反映實際產量與產能需求；以實體數量表示，則較能作為生產排程、物料準備與績效控制的依據。

四、短期目標與預測方法：使年度目標轉化為現場指標
年度生產目標確定後，仍須進一步分解為季、月、週甚至每日目標，才能成為現場作業可執行的具體指標。因為年度目標過於籠統，若未轉換為短期目標，管理者將難以掌握生產進度，也無法即時調整產能與庫存。

在短期生產預測上，企業可運用指數平滑法（Exponential Smoothing）等方法，依據近期需求變化修正未來預測，使生產排程更符合市場實際狀況。此一作法可避免因預測過高而造成庫存積壓，也可降低預測過低導致缺貨或交期延誤的風險。

五、由生產目標推導採購目標與採購預算
生產目標確定後，企業必須進一步推算原物料需求。此時可依產品所需的物料清單（Bill of Materials, BOM）計算每項原料的總需求量。例如每生產一單位產品需使用若干單位的 X、Y、Z 原料，則可依各產品的生產目標乘以單位原料需求量，求出原料總需求。

但原料需求量並不一定等於採購量，仍須配合原料存貨水準加以調整。因此，採購目標可表示為：
採購目標＝原料需求量±原料存貨變動量

若原料存貨不調整，則採購目標等於原料需求量；
若企業希望增加原料安全庫存，則採購量應高於需求量；
若企業欲消化既有庫存，則採購量可低於需求量。
最後，再將各項原料採購數量乘以原料單價，即可計算年度採購預算。換言之，採購預算是由生產目標層層推導而來，而非財務部門任意編列。

六、管理意義：生產目標是企業資源整合的中心
生產目標不僅影響製造部門，也會連帶影響企業其他功能。
第一，生產目標決定原物料需求，影響採購計畫與供應商安排。
第二，生產目標決定設備負荷，影響機器設備需求、產能擴充與維修時程。
第三，生產目標決定人力需求，影響員工配置、加班安排與勞動成本。
第四，生產目標決定資金需求，進而影響企業預算編列與財務調度。

因此，生產目標具有整合性與系統性。若生產目標設定過高，可能造成原料過度採購、存貨積壓與資金浪費；若設定過低，則可能導致缺貨、延遲交貨與顧客流失。良好的生產目標設定，必須兼顧市場需求、存貨政策、產能限制與成本控制。

七、結論
綜上所述，生產目標及其衍生目標的設定，是企業計畫制度中的重要環節。企業應先由市場需求與銷售目標出發，再配合存貨政策決定生產目標；生產目標確定後，再進一步推導採購目標、設備目標、人力目標及預算目標。其基本邏輯可概括為「銷售決定生產，生產決定採購，採購決定預算」。
因此，生產目標並非單一部門的作業數字，而是企業整體資源配置、部門協調與經營控制的核心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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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梭公投式民主之意義與評析（plebiscitary democracy）

盧梭公投式民主之意義與評析

【申論題】一、著名的政治思想家盧梭（Rousseau）曾倡議公投式民主（plebiscitary democracy），主張由全體民眾透過多數決來決定所有的公共政策。請問您對於此一倡議有何看法？（40 分）

一、公投式民主的基本意涵
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主張「人民主權」（popular sovereignty），認為國家的最高權力屬於全體人民，公共政策應由人民基於「公意」（general will）共同決定。依此觀點，民主不應只是人民選出代表後便退出政治生活，而應讓人民能夠直接參與重大公共事務的決定。

就現代政治制度而言，盧梭所強調的公投式民主（plebiscitary democracy），可理解為以「公民投票」（referendum）作為人民直接表達意志的重要方式。公民投票通常包括「複決」（referendum）與「創制」（initiative）兩種形式。前者是人民對政府或立法機關已提出的法律、政策表示同意或反對；後者則是人民主動提出法律或政策主張，要求政府處理或交付表決。由此可見，公投是直接民主（direct democracy）的重要制度設計。

二、公投式民主的積極功能
公投式民主首先能落實人民主權。
在代議民主（representative democracy）中，人民主要透過選舉選出民意代表，再由代表代替人民決策。然而，民意代表有時可能受到政黨利益、財團壓力或個人政治利益影響，未必完全反映人民意志。公投則能讓人民直接對重大議題表態，使民主不只停留在選舉層次，而能更接近人民自治的精神。

其次，公投可以提高政策的正當性（legitimacy）。
例如修憲、國家主權、領土變更、重大制度改革等議題，若能經由人民投票確認，較能取得社會承認，也能降低政府單方面決策所引發的爭議。換言之，公投具有為重大政治決定提供民主授權的功能。

再者，公投也可用來處理高度爭議性的公共議題。
例如是否廢除死刑、是否允許特定制度改革、是否加入國際組織，或是否推動重要能源政策等。這類議題往往涉及價值判斷與社會分歧，若完全由政府決定，容易造成民眾不滿；透過公投，至少能讓人民共同參與決策，並共同承擔結果。

三、公投式民主的可能限制
然而，公投式民主並非沒有缺點。
第一，多數決（majority rule）不必然等於正義。
若多數人民基於情緒、偏見或短期利益進行投票，可能壓迫少數群體的權利，形成所謂「多數暴政」（tyranny of the majority）。因此，民主不能只看票數，也必須重視憲政主義（constitutionalism）與基本權利保障。

第二，現代公共政策具有高度專業性與複雜性。
例如財政、能源、國防、外交、環境與科技政策，常涉及專業知識與長期影響。若將複雜政策簡化為「同意」或「不同意」，人民可能在資訊不足的情況下投票，導致決策品質下降。

第三，公投容易受到政治操作。
政黨或政治人物可能利用公投動員支持者、攻擊對手，或轉移執政壓力，使公投從理性討論公共利益，變成政黨競爭與民粹主義（populism）的工具。如此一來，公投不但無法提升民主品質，反而可能加深社會對立。

第四，若公投使用過於頻繁，也可能造成行政成本增加、社會疲乏與政策不穩定。
政府若凡事都訴諸公投，可能導致代議機關責任模糊，行政部門也難以穩定推動長期政策。

四、合理運用公投的條件
因此，對於盧梭的公投式民主，應採取肯定但有限制的態度。公投最適合用於憲政層次、主權問題、重大制度改革，以及具有高度公共爭議的議題；但對於日常行政事務、技術性政策或高度專業問題，仍應交由代議機關與專業行政體系處理。

同時，公投制度必須具備幾項條件：
第一，政府應充分公開資訊，使人民能在理解政策後果的基礎上投票；
第二，社會應有理性辯論的空間，避免情緒化與口號化；
第三，應保障少數權利，避免多數暴政；
第四，公投程序應明確規範，包括提案門檻、投票門檻與結果效力，才能維持制度穩定。

五、結論：公投應作為代議民主的補充
總而言之，盧梭的公投式民主提醒我們，民主的核心在於人民主權與人民參與，而不是僅由政治菁英替人民做決定。公投確實能強化民主正當性，使人民直接參與重大公共政策。然而，現代國家事務複雜，若凡事皆訴諸公投，可能導致民粹決策、政策不穩與多數暴政。

因此，較理想的民主制度，應以代議民主為基礎，以公民投票作為補充。如此才能在人民主權、專業治理與憲政保障之間取得平衡，使民主既能尊重民意，也能維持公共決策的理性、穩定與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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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理論三大學派及其對我國教育之影響（globalization）

全球化理論三大學派及其對我國教育之影響

【申論題】一、全球化概念的爭論主要分為三個廣泛的學派，又稱為全球化理論的三大學派，包括：（1）「超全球主義論（hyper-globalization）」、（2）「懷疑論」（skepticism）和（3）「轉化論」（transformationism／transformationalism）。
請個別論述全球化理論的三大學派？請比較以上全球化理論三大學派個別的主要特徵、中心思想與發展的歷史軌跡有何不同？對於我國教育的影響為何？（25 分）

一、前言：全球化是教育政策無法迴避的時代背景
全球化（globalization）是當代國家發展的重要趨勢，對政治、經濟、文化與教育皆產生深遠影響。關於全球化的性質與影響，學界大致可分為三大學派：超全球主義論、懷疑論與轉化論。三者對全球化是否削弱國家主權、是否改變國家角色，以及全球化對教育政策的影響，有不同的解釋。以下分別說明之，並進一步分析其對我國教育的啟示。

二、超全球主義論：全球市場興起，國家角色逐漸弱化
**超全球主義論**認為，全球化是一股不可逆轉的力量。自 1990 年代冷戰結束、資訊與通訊科技革命（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快速發展，以及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成立後，資本、商品、科技、資訊與人才跨國流動更加頻繁，全球逐漸形成一個高度連結的市場體系。

此派強調，傳統民族國家（nation-state）的疆界與主權受到全球市場力量的挑戰。跨國企業（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TNCs）、國際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與全球資本市場逐漸成為重要行動者，國家不再能
完全單獨決定自身政策方向。換言之，全球競爭已使國家角色被相對弱化，世界正朝向「全球公民社會」（global civil society）與全球市場整合發展。

就教育而言，超全球主義論強調教育應服務於全球競爭力的提升。教育被視為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投資的重要途徑，因此我國應重視雙語教育、國際教育、世界大學排名、跨國交流、資訊科技能力與專業人才培育。
其核心主張是：教育必須協助國家培養能參與全球競爭的人才，以提升我國在全球經濟體系中的競爭優勢。

三、懷疑論：全球化被過度誇大，國家仍是核心行動者
**懷疑論**則對超全球主義論提出批判。此派認為，全球化的影響常被過度誇大，所謂全球市場一體化並沒有完全取代國家。即使在全球化時代，國家仍然是制定政策、維持秩序、分配資源與保護人民的重要主體。

尤其 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Asian Financial Crisis）之後，懷疑論者更強調，全球市場並不一定帶來穩定與繁榮，反而可能造成貧富差距擴大、社會不安、文化依附與教育不平等。也就是說，全球化並非單純進步力量，它也可能成為強勢國家與資本力量擴張的工具，使弱勢國家或弱勢群體處於不利位置。

就教育而言，懷疑論提醒我們：教育政策不能只追求國際競爭與市場效率，也應維護國家主體性、文化自主性與教育公平。
對我國而言，除了學習國際經驗外，更應重視本土教育、鄉土文化、公民教育、弱勢學生照顧與教育機會均等。若教育過度市場化，可能導致城鄉差距、階級差距與升學競爭惡化。
因此，懷疑論的教育啟示在於：我國教育不能只問「如何與世界競爭」，也要問「如何維護公平、文化與國家自主」。

四、轉化論：全球化並未消滅國家，而是重組國家角色
**轉化論**採取較折衷而動態的立場。此派承認全球化確實存在，也承認全球化已深刻改變政治、經濟、文化與教育環境；但它不同意超全球主義論所說的「國家衰退」，也不同意懷疑論過度低估全球化影響。

轉化論認為，全球化並不是使國家消失，而是使國家功能重新調整與轉型。國家仍然重要，但國家治理不再能只依靠封閉式的國內政策，而必須面對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區域合作（regional cooperation）、跨國議題與國際規範。換言之，全球化使國家從單一控制者，轉變為協調者、調節者與參與全球合作的行動者。

就教育而言，轉化論主張我國教育應在「國際接軌」與「本土主體」之間取得平衡。教育政策既不能閉門造車，也不能完全照抄外國制度。
例如參與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畫（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等國際評比，可以幫助我國檢視教育品質；但教育改革仍須考量台灣社會、文化與學生實際需求。
同時，我國也應推動跨文化理解、全球公民教育（global citizenship education）、永續發展教育（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與批判思考能力，使學生具備面對全球風險與合作議題的能力。

五、三大學派比較：差異在於全球化程度與國家角色
綜合而言，三大學派的核心差異主要在於對全球化程度與國家角色的判斷不同。
**超全球主義論**認為全球化力量強大，國家主權逐漸被市場、資本與跨國組織削弱，教育應強化國際競爭力。
**懷疑論**認為全球化被過度誇大，國家仍是核心行動者，教育應維護本土文化、國家自主與社會公平。
**轉化論**則認為全球化既非完全取代國家，也非毫無影響，而是促使國家功能與教育政策重新調整。

因此，教育應同時兼顧全球視野、本土根基與公共責任。簡言之，超全球主義論重視「全球市場」，懷疑論重視「國家自主」，轉化論則重視「國家在全球化中的調整與轉型」。

六、結論：我國教育宜採轉化論觀點，培養有本土根基的全球公民
整體而言，全球化對我國教育既是挑戰，也是機會。若只採取超全球主義論，教育可能過度追求競爭、排名與市場效率，而忽略公平與文化主體；若只採取懷疑論，又可能低估全球連結與國際競爭對教育的實際影響。因此，較適切的立場應是採取轉化論。

我國教育應一方面培養學生的外語能力、資訊科技素養、國際視野與全球競爭力；另一方面也要重視本土文化、社會公平、民主素養與國家教育自主。換言之，教育不應只是培養「會競爭的人」，更應培養能理解台灣、連結世界、具有批判思考與公共責任的現代公民。

如此，我國才能在全球化浪潮中既不失去自身主體性，又能積極參與世界發展，進而提升國家整體教育品質與社會永續發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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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istration-71 行政學導論第71講：達爾頓（Melville Dalton）對非正式組織類型之分類

達爾頓（Melville Dalton）對非正式組織類型之分類

一、前言：非正式組織是正式制度之外的人際網絡
非正式組織（informal organization）是指在正式組織制度之外，成員因情感、友誼、利益、工作互動或共同需求而自然形成的人際關係網絡。它雖然沒有明文規定，也不一定出現在組織圖上，但對組織中的溝通、決策、士氣與權力運作，往往具有實際影響力。

達爾頓（Melville Dalton）認為，非正式組織中的小團體可稱為「集團」（clique）。這些集團並非完全雜亂，而是可依成員的地位高低、部門關係與行動目的，分為三大類：垂直集團、水平集團與混合集團。

二、垂直集團（Vertical Cliques）：上下級之間形成的非正式關係
垂直集團（vertical cliques）是指同一部門內，由不同層級地位的人員所組成的非正式團體。例如，主管、工頭與基層人員之間，雖然在正式組織中具有上下從屬關係，但在實際互動中也可能形成特殊的私人連結。
垂直集團又可分為以下兩類：
（一）垂直共棲集團（Vertical Symbiotic Clique）
垂直共棲集團是指上下級成員之間具有高度依賴性，彼此互相保護、互相支持的非正式關係。

例如，上級可能維護下屬、幫助下屬掩飾錯誤，或在升遷、分派工作時給予照顧；下屬也可能維護上級權威，在主管受到批評或謠言攻擊時，協助阻擋壓力、鞏固主管地位。

此類集團雖然依附在正式層級制度之中，但因只包括部分特定人員，並非全體成員都參與，所以仍屬於非正式組織。其特色是關係較穩固、持久，並具有「互利共生」的性質。

（二）垂直寄生集團（Vertical Parasitic Clique）
垂直寄生集團是指上下級之間的互助關係不對等，下級多半依附於上級主管，只享受權利而不盡相對義務。

此類成員常是主管的親信、朋友或血親，透過主管職權取得機關中的利益。例如，在工作分配、升遷機會或資源取得上受到特別照顧。其問題在於，組織資源可能被少數人壟斷，造成特權、人情與派系現象，進而破壞組織公平。

三、水平集團（Horizontal Clique）：同等地位者之間形成的結合
水平集團（horizontal clique）是指由地位相近、工作範圍相似的人員所形成的非正式團體。例如工人與工人、經理與經理，或跨部門但層級相近的人員，都可能因共同處境或共同利益而結合。
水平集團又可分為以下兩類：
（一）水平防守集團（Horizontal Defensive Clique）
水平防守集團是指成員在感受到威脅時，為維護自身地位、權力或利益而形成的防衛性團體。

例如，當組織進行技術更新、業務改革或權力重新分配時，某一類人員可能擔心自身工作受到取代、權力被削弱，或原有利益受到影響，便會結合起來共同防守。

此類集團的主要態度是「防衛」而非「改革」。當威脅消失時，集團可能逐漸瓦解；但若威脅持續或加劇，成員之間的凝聚力反而會增強。

（二）水平攻擊集團（Horizontal Aggressive Clique）
水平攻擊集團則不同於防守集團。它的重點不在消極保護既有利益，而在於積極影響或改變組織中的不合理現象。

此類集團通常對組織現況、制度安排或權力分配有所不滿，因此透過集體行動來影響決策方向。例如，成員可能聯合提出建議、施加壓力，或促使組織改革不合理制度。

簡言之，水平防守集團偏向「保護自己」，水平攻擊集團則偏向「改變現況」。

四、混合集團（Mixed Clique）：跨部門、跨地位的人際連結
混合集團（mixed clique）是指由不同地位、不同部門或不同工作地點的人員所組成的非正式團體。它不像垂直集團只強調上下級關係，也不像水平集團主要由同等地位者形成，而是具有跨層級、跨部門的特性。

混合集團的形成原因，通常包括共同興趣、私人友誼、社交需求，或為了完成正式組織無法迅速處理的功能需求。例如，生產部主管與保養部技術人員私下關係良好，當機器故障時，生產部主管可以不經由正式溝通程序，直接透過私交請對方協助維修，形成所謂的「溝通捷徑」（short-cut）。

此外，住宅地點接近、同校畢業、參加同一俱樂部，也可能使組織外部的社會關係進入組織內部，進而形成混合集團。此類集團有助於加速溝通、提高彈性，但若運用不當，也可能造成私相授受或破壞正式程序。

五、結論：非正式組織既可能是助力，也可能是阻力
綜合而言，達爾頓將非正式組織分為垂直集團、水平集團與混合集團，清楚說明了組織中人際關係的不同型態。

垂直集團反映上下級之間的依附、保護與利益交換；水平集團反映同儕之間的防衛或集體行動；混合集團則反映跨部門、跨地位的人際連結與溝通捷徑。

因此，非正式組織並非單純的私人交情，而是組織運作中不可忽視的力量。管理者若能正確認識非正式組織，便能善用其溝通快速、凝聚力強、彈性高的優點；同時也能防止派系、特權、抗拒改革與破壞公平等問題。故非正式組織既可能成為組織效能的助力，也可能成為組織管理的阻力，關鍵在於管理者能否加以理解與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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